9月20日，“106篇演講與莫言的文學世界”分享會在上海朵云書院旗艦店舉辦。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蘇州大學教授王堯、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以及出版人曹元勇圍繞新近出版的《莫言演講全編》，從莫言的文學觀、語言魅力以及作家擔當等各方面展開了對談。

9月20日莫言演講全文，“106篇演講與莫言的文學世界”分享會在上海朵云書院旗艦店舉辦。

《莫言演講全編》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出版，共含《講故事的人》《我們都是被偷換的孩子》《貧富與欲望》三冊，全面收入莫言25年來的演講106篇，這也是莫言演講作品首次大規模集結編選。

三卷本《莫言演講全編》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出版

找到莫言講故事的方式

莫言曾多次談起自己樸實而深刻的文學觀：“站在人的立場”“把所有人當成人來寫”“作為老百姓寫作”“觸及人的靈魂，觸及時代的病灶”，而做到這一切的方法，是“用耳朵閱讀”“貼著人來寫”“借助想象力，賦予小說獨特的氣味”等等。

“我們大多數作家也許會說：我是農民出身，我要為農民講話，代農民立言。但莫言不是這樣，莫言會說：我本來就是一個農民。他不是在為農民說話，而是在為自己說話。”在陳思和看來，這是莫言與其他中國作家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按過去的說法，莫言就是“老天安排的一個人”——這個人從農民這里生長出來，用奇奇怪怪的敘事揭示出積淀在農民生命基因中的委屈、艱辛與苦難。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左二）、蘇州大學教授王堯（右二）、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右一）以及出版人曹元勇（左一）

“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很難做到這一點。”陳思和說，比如魯迅寫農民所謂的“哀其不幸、怒氣不爭”，依然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對知識分子來說，農民是另外一個階層，要為那個階層的苦難感到悲哀，為那個階層的懦弱而憤怒。但對莫言來說，農民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農民的不爭就是自己的不爭，他表達了一般農民沒有方法表達的東西。

“因此，如果要討論莫言的文學觀，這個就是他的文學觀。他首先考慮的不是‘寫什么’，那對他來說根本不算問題，他拿起筆來就可以寫。他要考慮的是‘怎么寫’，怎么把心里太多的委屈和苦難傾吐出來。”

在文學影響上，陳思和認為莫言走過了西方兩座大山，一座是馬爾克斯，一座是福克納，莫言早年小說里那一套意識流的寫法都是從這兩個人那里學來的。但從《檀香刑》開始，莫言變了，用莫言自己的話說——“在對西方文學的借鑒壓倒了對民間文學的繼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時尚的書。《檀香刑》是我的創作過程中的一次有意識地大踏步撤退……”

“西方偉大的作家可能會給莫言一定的啟發，但無法限制莫言的思想活力、豐富精力，以及他特有的奇思怪想的想象力。”王堯說，“一個偉大的小說家一定會有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別人的方法可能會啟發莫言，但我們可以看到莫言在近四十年的小說文本中很少留下模仿的痕跡，他骨子里的東西是激活他的，而不是模仿著往前走。莫言這樣一個作家，他有自己的故事，他能找到自己講故事的方式。”

演講集也構成了莫言的文學觀

王堯認為，莫言是近百年來中國新文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人們對他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千萬不要狹隘地從自己的意識形態出發來判斷這樣一個重要的作家，“大家閱讀莫言，要放棄許多偏見，回到文學的莫言。只有回到文學的莫言，我們才能理解莫言的重要。”

他說，作家的演講在學界通常被稱為副文本，有其相對的獨立性，莫言的三本演講集也構成了莫言的文學觀，“好的演說也是好的文章莫言演講全文，這三本演講集收入的都是非常好的文章。即使把演講者名字抹掉，我們也能辨認出這是莫言說的，因為他有自己的風格，有自己的修辭。在演講中，我還留意了到莫言對中國許多問題的認識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真的可以作為一個思想家存在。”

在這套《莫言演講全編》中，《講故事的人》收入莫言自1999年至2018年的文學演講33篇，特別是2012年他領受諾貝爾文學獎期間的演講、榮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感言，以及2012年在復旦大學創意寫作班上的演講《想象的炮彈飛向何方》等；《我們都是被偷換的孩子》收入莫言1996年至2014年的文學演講36篇，其中有在世界文學大家作品研討會上的發言，有在中外文學和文化交流論壇上的演講，還有在中外大學講堂、圖書館或書展上的演講；《貧富與欲望》則收錄了莫言自1999年至2019年的文學與文化演講37篇。

“這三本演講集收錄了莫言所有重要的、能找到的演講，我想這些演講展示了莫言的另外一面，就是他在小說作品之外更為豐富的一面。”曹元勇稱，在演講時，人可能講著講著就把自己真實的一面暴露出來了，“所以我們今天的分享主題本來叫‘文學的世界’，后來我想不要講‘文學的世界’，就是‘莫言的世界’。因為他的演講內容不只有文學，我們還可以從中看到他的人生經歷、文學觀念、文化觀念和對許多問題的看法，非常豐富。”

作家要講自己的話才有價值

曹元勇特別提到，從莫言的歷年演講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學觀之變：早期他說要把人當作人來寫，后來說要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再到后來說要把自己當成罪人來寫。

比如在《我的文學經驗》演講中，莫言說：“我們跟世界上優秀的文學，譬如俄羅斯的文學相比，最缺少的還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對靈魂的拷問。我們經常毫不留情地批評別人、批判別人，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敢于正面地來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

曹元勇說：“巴金到了晚年也開始反省自己。我們知道，剖析別人、批評別人總是很容易，你可以居高臨下，站在非常高的道德立場上批判任何人，但是你有勇氣批判自己嗎？莫言自己的文學觀也是在不斷的思考中發展的，灌輸到了自己的創作中。”

“作為大作家，他們之間可能真的有相通的地方。”周立民說，莫言在演講中也數次提到巴金，“莫言說一個作家從立場上講就是要像巴老這樣講真話，哪怕這個真話是錯話，因為一個作家講的是他自己的話才有價值，而不是別人的話。”

周立民表示，巴金晚年寫《隨想錄》，就是為那些他認為自己曾經做錯的事情理清罪感。莫言也講到過去總覺得自己是沒有罪的，但通過《蛙》這樣的作品，他自己也清理了內心的東西。“這跟巴老寫《隨想錄》的想法不是一致的嗎？人類精神的最高峰，或者說終極的東西總是相通的，小說是無邊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