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北方大部分城市再次被“霧霾籠罩”。盡管網絡上仍流傳著各種段子、笑話，但這也折射出人們面對嚴重空氣污染的無助。污染空氣“如約而至”，紅色預警再度啟動。除了打開凈化器、戴上口罩、靜靜等待風來，“穹頂之下”的北京人該如何對抗霧霾？

2015年，來自英國、荷蘭和中國的四位研究人員對數千名北京居民進行了調查，發現人們會理性地選擇各種措施來減少霧霾的危害。不過，這些個人采取的“自救”防霾措施雖然是當下最好的選擇，但其效果卻難以評估，可能只是權宜之計。

矛盾的“反向隔離”

潔凈的空氣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公共物品，但空氣污染卻使之成為問題。政府治理霧霾的努力短期內難以見效，民眾只能“自力更生”，采取各種防護措施，避免霧霾對自身健康的危害。

安德魯·薩斯在2007年出版的《購買我們的安全：我們如何從保護環境轉向保護自己》一書中，將這種行為稱為“反向隔離”。即人們因為無法改變現狀而“自我反省”，將自己與危險的外界隔離開來。換言之，人們無法在密閉空間內隔離污染源，因此只能將自己隔離在室內。

反向隔離必然導致階級分化和社會不平等，因為只有富人才能買得起昂貴的空氣污染防護設備，而暴露在污染空氣中的窮人將成為社會最大的受害者群體。

與此同時，市場上提供的各類防霧霾工具也在助力反向隔離。無論是空氣凈化器還是防霧霾口罩，還是鼓勵人們逃離霧霾的旅游服務和房地產項目，都在促使人們選擇反向隔離。

但如果人人都追求自我保護，就會侵蝕集體行動的基礎，使人們失去關注和處理霧霾根源的意愿，個體理性行為將導致集體不作為和非理性。

北京中產階級對抗霧霾

為研究北京市民應對霧霾的舉措，研究人員利用一家調查公司的志愿者數據庫進行了隨機調查，該數據庫涵蓋了約20萬北京居民，共收回1050份有效問卷霧霾對人的危害，反映了北京中產階層的抗霾狀況。

調查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空氣污染已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四成受訪者不相信空氣污染能很快得到控制，僅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對政府治理空氣污染的措施感到滿意。這些數據表明，人們對短期內空氣質量改善持悲觀態度。

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受訪者已采取措施保護自己免受空氣污染侵害，但只有36%的人認為可以有效做到。此外，24%的受訪者通過不同方式減少個人污染物排放，45%的受訪者參與了集體行動。

在各項個人防護措施中，使用率最高的是購買空氣凈化器，占比60%；使用率第二高的是在家中種植綠植；此外，約有40%的受訪者選擇待在家中，減少外出。相比居家防護，戶外防護措施的使用率較低，僅有30%的受訪者選擇佩戴口罩。

很少有受訪者因為霧霾而選擇換工作或者考慮搬到污染較少的地區，這與退出機制的成本較高有關。

在治理霧霾的投入方面，38%的受訪者近兩年治理霧霾花費在1000元以上，43%的受訪者花費在500-1000元之間，19%的受訪者花費在500元以下。

在決定采取何種治理霧霾行動時，受訪者主要受媒體、政府、他人及個人感受的影響，受廣告影響的不足三成。

相對而言，擁有北京戶籍、在京居住時間較長、收入較高、有子女的受訪者更傾向于購買空氣凈化器，而對于出行躲避霧霾，收入是唯一的影響因素。

“一個人的戰斗”能贏嗎？

總體而言，受訪者對自己采取的防護措施持樂觀態度，認為這些措施能有效防治霧霾霧霾對人的危害，但仍有四成受訪者對防護措施的有效性表示質疑。

未采取防護措施者認為，外出旅游、購買空氣凈化器等防護措施成本太高，搬家、換工作等也不現實，其他措施如飲食療法、吃藥、減少戶外活動、種植綠植、戴口罩等效果都不是很好。

這項研究表明，北京居民確實在積極采取防護措施，應對霧霾帶來的公共衛生風險。與霧霾的根源相比，這些個人防護措施是有限的、昂貴的、低效的。但這卻是當下無助的人們最好的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霧霾可能使人們變成自私的個體消費者，而不是集體行動者。這對于向政府施壓、推動霧霾治理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在因自身面臨危險而尋求自我保護時不會推動集體行動。例如，如果人們購買帶有檢測儀的空氣凈化器，就可以測量實際的空氣污染程度，并采取集體行動打破政府的信息壟斷。

然而，謠言、缺乏認知、商業利益的驅動，也可能在混亂中催生“霧霾經濟”。不少利益相關方通過夸大其詞，利用民眾恐慌情緒進行“恐嚇式”營銷。因此，面對空氣污染，人們在擔憂的同時，更應保持清醒，不要被重重霧霾蒙蔽了雙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