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魯東對社會進步和實現人類理想的道路的解釋與馬克思明顯不同，他完全在抽象的法權基礎上進行理論思考，蒲魯東根本鄙視從現實發展的角度去理解社會進步的本質。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一方面凸顯了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已經形成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在經濟學領域的良好運用，使得他的批判非常具有針對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經濟學研究水平滯后的前提下，馬克思尚無法清晰地建構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歷史理論。他在批判蒲魯東時沿襲了批判費爾巴哈等人時已經形成的解釋思路，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深層內容的理解。

關鍵詞 蒲魯東 馬克思 哲學的貧困

雖然馬克思在1844年巴黎時與蒲魯東有過非常密切的私人交往，并且對蒲魯東在《神圣家族》中的觀點評價頗高，但是嚴格地說，馬克思從來沒有完全同意過蒲魯東的觀點。從1844年到1846年，蒲魯東的理論思考始終以抽象的權利或抽象的社會性為基礎，他的學術路徑沒有太大的改變。馬克思則不同，從1844年基于抽象的人性的理論思考，到《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基于生產力矛盾運動和交往形式的歷史解釋，學術跨度很大。正因為如此，1846年的馬克思在學術思考中無法容忍蒲魯東的抽象的形而上學觀點。而正是在這個時候，蒲魯東向馬克思發出了兩次赤裸裸的“挑釁”。 第一次是1846年5月初，馬克思、恩格斯主動寫信給蒲魯東，邀請他參加共產黨通訊委員會的活動。蒲魯東不僅斷然拒絕了邀請，而且在回信中否定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論。第二次是1846年蒲魯東發表《貧困的哲學》時，以挑釁的口吻表示，他等待著馬克思的嚴厲批判。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只能站出來對蒲魯東的觀點進行有針對性的批判。如果說，馬克思在1845年以前就已經意識到了蒲魯東觀點中的問題，但找不到批判其理論局限性的正確方法，那么，此時的馬克思已經完全有能力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對蒲魯東進行批判。

1.人們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也發展了一定的社會關系

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思想家，蒲魯東的整個理論思維都是建立在抽象的法權之上的。對他來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實現，不是建立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之上，而是建立在對法權，也就是治理社會的原則的尊重和遵守之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蒲魯東并不認為客觀事實對于人的自由具有任何意義。蒲魯東并沒有從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角度來解釋歷史進程中的客觀事實，所以他當然看不到客觀事實的歷史意義。因此，他認為事實不能產生權利。當他基于抽象的法權的層次來發展所謂的治理社會的原則時，他所能做的只是發明一套經濟范疇體系。至于這套經濟范疇體系是否符合現實經濟關系的發展進程，則根本不在蒲魯東的考慮范圍之內。 當然，就蒲魯東本人來說，他是有意這樣做的，因為他根本不認為反映現實經濟關系的范疇之間的因果關系具有任何歷史意義，因為這些經濟關系和相應的范疇是建立在財產權基礎上的，而蒲魯東最反對這種財產權。正因為如此，可以說他是故意從非歷史的、形而上學的立場來構建他的經濟矛盾體系的。他想用這種他認為可以凸顯統治社會的原則的虛構體系來表明他對社會走向有希望的未來應該走的道路的理解。

蒲魯東的這種思想，清晰地反映在他對社會科學性質的認識上（他把政治經濟學看作是一種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不是關于社會過去或未來狀態的理論的、系統的認識，而是關于社會存在的全部過程，即關于社會存在的全部不斷的變化的理論的、系統的認識。因為只有在社會科學中才有理論和體系。這種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僅是一定時期的人類秩序，甚至不是其中的某些要素，而是社會存在的一切原則和一切希望，仿佛把一切時期、一切地方的社會演進都集中起來，定格在一幅完整的圖畫中，使各個時代之間的聯系、各種現象之間的秩序一覽無余，從中發現它的系列關系和統一性。”[1]打個比方，蒲魯東是在玩拼圖游戲，在他的拼圖板上，已經存在著神秘莫測的社會統治原則，蒲魯東所做的只是把經濟范疇填入拼圖板中。 難怪他自信地說道：“在我看來，經濟學是形而上學的客觀形式和具體表現，是行動中的形而上學，是時間不斷流動的背景下的形而上學。因此，誰研究勞動和交換的規律，誰就是形而上學的真正專家。”[2]

對蒲魯東觀點的批判，首先要揭露其論述中的漏洞。馬克思關于人們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也發展一定的社會關系的論述，正是直接針對蒲魯東思想中的漏洞而展開的。在馬克思看來，蒲魯東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經濟發展的歷史知識，不了解現實經濟發展的現實過程。現實歷史中的經濟發展既有生產力的維度魯東大學要升到一本了，也有社會關系的維度。人們在生產毛布、麻布的時候，也根據自己生產力的條件，生產出生產毛布、麻布的社會關系，這些社會關系的性質隨著相應的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由于蒲魯東放棄了現實經濟關系的線索，在他的理論視野中，經濟發展只具有生產力的維度。這樣，他在研究分工時，必然會從“分工勞動”的角度去理解分工，看不到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中分工的不同表現形式； 當他研究機器時，他必然不能掌握機器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而只能把它虛構成一個能夠保留分工好的方面、消除分工壞的方面的神秘范疇。蒲魯東在解釋其經濟矛盾體系中的其他范疇時，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另一方面，蒲魯東也只能從這樣的視角來解釋經濟發展的過程，只能通過某種思辨的公式來建構所謂社會存在的一切原則和希望。馬克思對經濟發展及其歷史過程的雙重向度的揭示，顯然對蒲魯東的虛構體系造成了沉重打擊，明確地告訴蒲魯東，只有通過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歷史發展，人類的自由與平等才能真正實現。

馬克思的這一思路，顯然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已經形成的理論思路的延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一切歷史沖突的根源在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應該說，這種觀點對于解釋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是足夠的，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在哲學層面上是從歷史本質的矛盾出發來解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但是，從用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去研究具體的歷史過程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因為它還沒有清楚地解釋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為什么會形成。由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主要是對費爾巴哈等人的唯心主義歷史觀的批判，因此，它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推動馬克思去研究這些具體的問題。《哲學的貧困》批判的對象是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經濟學。 從理論上看，這一批判對象能夠為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產生一定的動機，因為蒲魯東試圖通過建構形而上的經濟矛盾體系來實現人類自由平等的目標。馬克思要想徹底駁斥蒲魯東，不僅需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雙重視角提出不同于蒲魯東的社會歷史觀，還應該仔細論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如何通過與生產力的矛盾運動而實現超越的。只有這樣，馬克思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自己關于人類自由平等的一套歷史理論。客觀地說，《哲學的貧困》只是在這個理論層面的探討中邁出了第一步。甚至可以說，馬克思用批判費爾巴哈等人的唯心主義哲學的方法來批判蒲魯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思想家。

生產力是按照階級對抗的規律發展的

這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第一章第二節批判蒲魯東的構成價值理論時提出的觀點。蒲魯東認為，商品價格的波動，并不源于作為客體的商品本身，而是源于從事商品交易的人的觀念。社會財富的各要素按一定的比例組合起來，形成一個均質的財富實體，這種比例關系中的產品價值，就是蒲魯東所說的構成價值。能否清楚地認識到社會財富中產品比例的規律，決定了這些人所從事的交易活動中商品的價值是否會發生變化。在蒲魯東看來，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人們在交換商品時討價還價，其實是致力于獲得構成價值，但在所有權的影響下，往往表現得不理性。正因為如此，蒲魯東認為，像他這樣的社會天才所設計的政治經濟學的目標，就是明確構成價值的客觀存在及其運行規律。 他認為，通過這樣的努力，不僅政治經濟學能夠得到根本性的轉變并達到理論發展的頂峰，而且社會也將進入有序狀態。

在指出價值的客觀存在性之后，蒲魯東還解釋了價值存在的原因。這種解釋當然也是基于他慣用的形而上學方法論，即用復雜的公式來吸納和協調對立面的方法論。蒲魯東認為，被原政治經濟學家公認為調節價值的唯一規律的供給與需求，其實不過是融合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并促進其協調的兩個儀式而已。它們是對立的兩極，只要找到構成價值的規律，就能協調這兩極。 “供給與需求是兩個電極，當它們連接起來時，就會發生一種叫做交換的經濟親和現象。供給與需求就像電池的兩極，它們從根本上是互相對立的，不斷地想消滅對方。由于它們之間的對抗，商品的價格有高有低。因此，問題在于探求是否有可能使這兩股力量在任何情況下魯東大學要升到一本了，商品的價格總能代表商品的真實價值，反映公平的關系。”[4]蒲魯東的頭腦里充滿了把對立雙方撮合在一起的思想，而沒有考慮現實的社會歷史過程。難怪他以人的循環系統為視角去理解以價值形成為基礎的社會過程。 “如果可以打一個通俗的比喻，那么，產品經過價值形成過程，就好比人類的健康本能所發現的食物，被消化器官吸收，進入人體的整體循環系統，按照一定的比例轉化為肌肉、骨骼、體液等，從而賦予人體生命、力量和美麗。”[5]

馬克思此時顯然不可能同意蒲魯東的觀點。 為此，他明確指出：“現實情況根本不是蒲魯東先生所想的那樣。文明開始的時候，生產開始是建立在等級、種姓和階級的對抗之上，最后是建立在積累勞動和直接勞動的對抗之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發展至今的規律。生產力的發展就是由于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6]應該說，這是馬克思以鮮明的歷史唯物主義特征對蒲魯東虛構的形而上學發展觀進行有力的打擊的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觀。雖然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已經談到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但那時他只是指出了這個歷史事實，并沒有把它和他的歷史觀結合起來。在歷史觀的層面上，馬克思當時只是從無產階級代表著人的徹底喪失這一觀點來解釋，因此只有通過人的徹底恢復，才能恢復自己。但這一次不同，馬克思不僅看到了階級對抗的歷史事實，而且把握了建立在階級對抗基礎上的歷史觀，即整個歷史發展過程都是建立在階級對抗基礎上的。

此外，此時的馬克思還致力于探索階級對抗的規律，即推動生產力和整個歷史進程向前發展的規律。這主要體現在他對階級對抗內容的認識上。我們知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私有制條件下生產力只實現了片面的發展，成為對大多數人的破壞性力量的角度解釋了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矛盾。應該說，這種解釋雖然能夠對歷史進程的內在矛盾提供唯物主義的解釋，但嚴格地說還不夠具體，需要結合歷史的具體內容加以深化。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對這一點的認識有了很大的進展，實際上他是從分配關系，即勞動產品的分配不均的角度來理解生產關系的矛盾的。 “以勞動時間為價值尺度的做法，同現存的階級對立以及直接勞動者和積累勞動者之間勞動產品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啊。”[7]馬克思清楚地看到，在階級社會中，普通勞動者的產品價格不斷上漲，而統治者所購買的工業品和奢侈品的價格卻不斷下降，這反映出產品的使用取決于消費者的社會地位。雖然統治者從這種勞動產品的不平等分配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也帶來了階級對立，進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整個歷史的發展。顯然，馬克思此時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在矛盾的認識，比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的觀點要先進一些。

但同時也應看到，此時的馬克思顯然還不能像后期《資本論》那樣準確地解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具體內容，因為只有真正達到生產關系而非分配或交換關系的層次，才能達到這樣的客觀解釋。馬克思后期關于剩余價值剝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一般利潤率下降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論述，顯然在這一階段還不可能。 雖然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也談到了以生產行為本身作為解釋出發點的觀點，“如果我們以生產行為本身而不是產品的分配作為出發點，我們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在大規模工業中，A不能任意決定自己的勞動時間，因為如果沒有組成企業的所有其他A和B的合作，A的勞動就毫無用處。這清楚地解釋了為什么英國工廠主們頑固地反對《十小時工作法案》。他們都很清楚，減少婦女和兒童的工作時間兩小時，必然導致成年工人工作時間的減少。”[8]顯然，在這方面，他只是觸及了工人和資本家為減少工作日而展開的斗爭。沒有證據表明馬克思已經觸及了資本通過與雇傭勞動的交換而獲得增值的觀點。因此，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馬克思此時的觀點在某些細節上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三、經濟范疇作為社會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

蒲魯東受其基本理論思維的限制，不能把經濟范疇理解為現實經濟關系的理論表達，而只能把現實經濟關系理解為抽象經濟范疇的體現，這是因為蒲魯東看不起當時的經濟學家。

他認為，他們所研究的經濟事實是與產權糾纏在一起的經濟事實，因而不是正當的經濟事實。他要做的，只是從所謂的哲學家的視角重新研究這些事實，試圖找到這些事實中存在的“精神”或“原則”。換言之，蒲魯東并不想把馬克思視角下的經濟范疇理解為社會生產關系的理論表達，因為在他看來，如果是這樣，就不可能超越產權的束縛，走向社會自由。其實，這是因為蒲魯東的思想缺乏生產關系的理論線索，因而他無法理解現實經濟過程中交換關系的混亂，其根源不是抽象的不平等，而是現實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因此，他同樣不能理解克服這種混亂狀態的關鍵不在于從抽象的法權角度去尋找統治社會的原則或精神，而在于通過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來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由此可見，經濟范疇的抽象化是蒲魯東理論思維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為他的整個理論都是抽象的。他在《貧困哲學》中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找出社會有機體作為理性存在物的內部機制。“我寧愿請教政治經濟學作為人類心靈秘密的保管人。我要事實按照它們產生的順序作證，我要毫無偏見地揭示它們的證詞。這將是一個悲劇性的歷史事實，其中的人物是概念，敘述是理論，日子是公式”[9]。遺憾的是，蒲魯東并沒有證明為什么他對這些人心秘密的揭示不是一種“屠龍之術”。

要解構蒲魯東的思想，當然必須駁斥他對經濟范疇的抽象理解。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就是這么做的。馬克思指出，經濟范疇不過是社會生產關系即現實生產關系的一種理論表達，它根植于現實生產關系，并隨著現實生產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在馬克思看來，把握這一點的關鍵，在于不僅把生產過程理解為物的生產過程，而且要理解為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如果解釋不能達到后者的水平，那么，雖然我們可能談論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制作毛織品、麻織品和絲織品的過程，但對“一定的生產關系”的理解必定是抽象的。蒲魯東就是如此，他在解釋分工、所有制等生產關系形式時，由于不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過程，只能從形而上學的角度把它們界定為固定的、抽象的概念。 相反，如果把握住后一個理論層次，那么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不僅改變了自己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而且也根據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概念和范疇。例如，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就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分工，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出現，就出現了新的分工形式，即資本主義大工業條件下的社會化分工。因此，用抽象的分工概念去解釋歷史上出現過的一切分工形式，必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應該說，這是馬克思對蒲魯東對經濟范疇的唯心主義認識觀的批判的第一步，他將邁出第二步，即對經濟范疇的歷史性和時間性的闡釋。

4.生產力的變化必然引起生產關系和經濟種類的變化。

客觀地說，由于蒲魯東與馬克思站在不同的解釋立場上，單純地指出經濟范疇是社會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是不足以完全駁斥蒲魯東的。因為蒲魯東可以說，你所說的經濟范疇和我所說的經濟范疇完全不同。蒲魯東故意沒有從現實的經濟關系的角度來定義經濟范疇，因為在他看來，現實的經濟關系都是與非合法的所有權掛鉤的。因此，馬克思要想批判蒲魯東，除了強調社會生產關系的客觀存在是經濟范疇的現實基礎之外，還必須從這種現實的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解釋社會進步的現實路徑，以回答蒲魯東作為社會天才在社會進步問題上提出的理論挑戰。換言之，馬克思必須有針對性地提出自己的一套社會過程理論，才能真正駁斥蒲魯東所謂的經濟矛盾體系。

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正是這么做的。他指出，經濟范疇的變化并不像蒲魯東所說的那樣對應于社會有機體的抽象規律，而是根源于人們所處的社會生產關系的變化。而這些生產關系的變化也不是像蒲魯東所說的那樣通過吸收和協調對立面的“某種復雜公式”來實現的，而是由生產力的變化所驅動的。換言之，通過將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經濟范疇置于現實的社會歷史進程中，馬克思不僅明確地闡明了經濟范疇的社會關系基礎，而且闡明了經濟范疇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歷史性和暫時性。“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將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車產生了封建領主社會，蒸汽機車產生了工業資本家社會。” 人們根據自己的物質生產力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根據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相應的原則、觀念和范疇。因此，這些觀念和范疇，同它們所代表的關系一樣，都不是永恒的，而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10]馬克思希望通過這種解釋，對社會過程的現實狀況作出新的解釋，以攻擊蒲魯東對社會過程的形而上學解釋。由于蒲魯東在人的解放的維度上不能理解歷史事實的真正意義，他堅持從抽象的法權角度去探索社會有機體的自發規律。“智慧、自發性、發展、生命，一切構成生命體的高度現實性的因素，無論是個體的還是社會的，都是主要的；因此，社會管理是一門科學，即研究自然關系，而不是一門藝術，即不能按照偏好和任意性去做。” [11] 對現實歷史過程中社會發展規律的研究，變成了對自然與自發性關系的研究，甚至被稱為科學。這大概也只有像蒲魯東這樣的“社會天才”才能做到。相比之下，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對社會發展問題作出了全新的闡釋。這種闡釋拋開了蒲魯東的形而上學思維，從現實經濟過程中的客觀矛盾運動的角度，闡釋了實現人類自由平等的道路。在這種具有強烈歷史感的社會發展思想面前，蒲魯東建立在抽象法權基礎上的社會改革思想就顯得十分空洞和脆弱。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馬克思此時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認識還不是最深刻的，他只是從不平等的分配關系的角度去理解生產關系及其與生產力矛盾的內涵，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二者之間的內在矛盾。在1847年12月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演講中，馬克思開始認識到活勞動是積累勞動的交換價值保值增值的手段。“積累勞動之所以成為資本，只是因為積累的、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支配著直接的、活的勞動。資本的本質，不在于積累勞動作為活勞動進行新的生產的手段，而在于活勞動作為積累勞動的交換價值保值增值的手段。”[12]這標志著他開始認識到不同于分配關系的生產關系的真正內涵。 雖然那時他還沒有到達勞動力的概念，因而也就不可能到達剩余價值的概念，但是，他在剩余產品問題上已經得出了正確的看法。《哲學的貧困》時期的馬克思顯然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理論水平。當然，這只是馬克思自己的歷史發展理論是否完善的問題，而不是他對蒲魯東觀點的批判是否成功的問題。就對蒲魯東形而上學社會改良思想的批判而言，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的觀點已經非常準確了。

我們之所以要強調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所強調的生產關系內部矛盾的準確內容，就是為了強調馬克思視野中的社會歷史是一個由特定的內部矛盾所推動的發展過程，而不是歷史意義上的社會形態的一般“環節”。換言之，我們不能首先假定社會歷史必然發展到共產主義，而把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理解為對這一過程中各種社會形態特征的描述，也不能假定各種社會形態必然存在內部矛盾，而只描述這種內部矛盾的外在表現，而不去研究其內部本質。這樣，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特質就會從社會歷史內部矛盾的涌動轉向社會形態外在表現的環節。 If we start from suc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will be easy to weaken the theoretical clues of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Marx's historical theory, and focus on sorting out the external phenomena of various social forms, and then understand the contradictions or class antagonisms in the actual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something that is drawn out like magic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above-mentioned external phenomena.The views of Japanese scholar Seiji Mochizuki are quite representative in this regard.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Studies in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he first pointed out that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which interpreted the class antagonism, was a regression of the academic level of The Letter to Annenkov. “不可否認的是，與給安嫩科夫的信相比，哲學的貧困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包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作品的第4卷第4卷的結論。哲學貧困中的“社會聯系”條款與其原型相比，給安娜科夫的信，更加指出了班級的認識。 [13]然后，在分析工資勞動和資本的學術水平時，他指出：“馬克思與上述哲學的貧窮相反。它是在勞動分裂的社會關系中追蹤勞動分裂的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社會關系。這兩點但是，從等效的勞動和生活勞動的交換開始，最后，讓社會關系導致敵對關系=魔術等不平等的交流。“ [14]。 但是馬克思顯然不會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希望實現的目標是“我們黨的科學勝利” [15]。

筆記

[1] [2] [4] [5] [9] [11〔法國proudhon：貧困哲學（第1卷），由Yu Shlong等人翻譯，北京，商業出版社，1998年，第46、38、78、78、90、109、98頁。

[3]馬克思和恩格斯，《德國意識形態》（刪節版），《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60頁。

[6] [7] [8]收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8年，第104、95、116頁。

[10] [12]選擇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第1卷，北京人，1995年，第142頁。

[13] [14〔日本seiji Mochizuki，《馬克思歷史理論研究》，由漢·利克森（Han Lixin）翻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8、244-245頁。

[15]馬克思和恩格斯收集的作品，第29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5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