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與1978年大學生的異同

晨霧/轉發

77級高考準考證

■高毅

時間雖然任性，但它仍然沒有輕易拋棄1977、1978年的大學生。 無論是“紅櫻桃”還是“青香蕉”，都刻在厚厚的年輪上。 尤其是近年來，電影、電視、書刊、網絡媒體紛紛反映這兩位學生的作品猶如“萬樹梨花開”。 然而，時間就是這么無情，不經意間，這兩個年齡相差很大的候選人，都迎來了人生的夕陽。 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有了孫子，一些人即將退休，最小的孩子也從知道自己的命運走向順從，向黨抱怨。 我在過去的歲月里告別了這兩個層次的學生。

由于1977班和78班的考生是時代轉折的重要標志，是不可復制的一代人，因此相當多的作品聚焦這兩位學生的困難和成功，可以說是飽滿的。掌聲。 然而，似乎沒有任何言語談論他們的缺點以及兩個級別學生之間的異同。 這篇短文試圖為那些從這個角度記錄中國當代歷史的人提供一個經歷者的一些細節，并向了解的人求教。

兩個級別的學生

絕大多數77級、78級考生都被“文革”耽擱了十年。 他們來源廣泛、經驗豐富、興趣廣泛。 有上山下鄉的城市知青，有面朝黃土的農村青年，有已改造或待改造的貧困家庭子弟，有工人、農兵、學生、商人，都有。種元素。 他們多年來在社會中奮斗，經受風雨，飽受寒冷和饑餓，經歷過人間酸甜苦辣。 正是時代的風風雨雨，讓這些不同經歷、不同年齡的年輕人聚集到了一起。

這兩批學生是從超過2000萬考生中選拔出來的，是通過“獨木橋”的幸運者。 轉眼間，他們從社會底層，一躍成為令人羨慕的“時代驕傲”。 因為我們深知機會來之不易，而且我們牢記著“書山有路，勤奮為路”的古話，讀書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早上和晚上學習。 我有一個同年級的室友，總是早上6點左右出門，晚上11點左右回家。四年來，幾乎每天都是這樣。 這樣的堅持和努力，不僅體現了自我的期望，也體現了家人和社會的信任。

同樣特別的是，這兩個級別的學生年齡跨度非常大。 1966年至1978年的13位高中生代表齊聚于此，其中年齡最大的三十多歲，最小的十五、十六歲。 兄弟姐妹、叔侄、師生、夫妻、嫂子同年入學，入學順序完全被打亂。 在筆者的班級里發生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1978年10月，78班新生報到時，77班一名18歲的同學與其他幾人一起，舉著“新生”的標語前往杭州火車站。登記處”歡迎光臨。 沒過多久，一道熟悉的身影就朝著那塊牌子走了過來。 兩人對視一眼，一時間都反應不過來。 原來，他收的新學生，竟然是他的中學老師——一個20世紀40年代末出生的“老三班”（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中學畢業生）！ 正是這位1977級的同學，在“迎新大會”上代表“老同學”發言歡迎新生。 坐在臺下的一群新生中，有他中學時的班主任。 這種獨特的“喜劇”只有那個時代才能產生。

毫無疑問，這兩個級別的考生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77班于1978年2月至3月入學，于1982年1月畢業。'78班于同年9月至10月入學，于1982年7月畢業，兩者相差僅六七個月。 畢業那年，國家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各個崗位都缺人。 社會對這兩個層次的學生翹首以盼，于是他們就成了“搶手貨”。 加之他們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有廣闊的施展才華的舞臺，所以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成為了各行業的骨干甚至支柱。 如果把成功人士的名字排列起來，無非就是一個五光十色的方陣，世稱“77、78級現象”。

兩個層次學生的差異

盡管兩批學生同一年入學和畢業，但還是存在一些差異。

77班考試有著特殊的考試方式，錄取率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低。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恢復高考的消息，社會頓時熱鬧起來。 但問題立刻就出現了。 報名人數遠遠超出預期。 其中包括1966年至1977年的高中生、具有同等學歷的往年初中畢業生以及允許提前申請的1978屆優秀高中生。 總數超過2000萬。 人們。 由于管理部門準備時間短，加上高考已經廢除十幾年，很難在物質上和心理上為這次史無前例的高考做好準備。 因此，很多省市不得不采取先參加初試的方法，淘汰一批人，通過初試。 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參加正式的高考。 浙江省初試以縣市為單位（11月中下旬進行），成績優秀者將于12月6日至7日（上海）參加省試正式高考。是 12 月 11 日至 12 日）。 考試科目包括文科的語文、數學、政治、歷史地理和理科的語文、數學、政治、理化。 總分為400分。 外語不考。 作文題目是“路”。 即使大量人員被這樣“攔截”，全國參加高考的人仍然超過570萬人。 加上隨后的擴招，招收本科生21萬人，專科生6.3萬人，共計27.3萬人。 錄取率僅為4.8%。 如果加上初試，錄取率自然就低了。 由于參考人數眾多，當時連打印試卷的紙張都無法供應，所以將要打印的《毛澤東選集》的紙張用來應急。

也許有關部門覺得將考試分成兩次不公平，所以從1978年級開始只舉行一次考試； 全國統一高考試卷，考試時間統一為7月20日至22日。今年報考人數600萬人，錄取本專科生40.2萬人。 錄取率是6.6%，也是很低的。 從此，社會上逐漸出現了“金77銀78”的說法。

77級高考，不區分重點和非重點大學，不公布高考成績； 只能填寫三個選項，“備注”欄也可以填寫中等職業學校。 考試口號是“一顆紅心，兩份準備”和“接受祖國的選擇”。 今年候選人的“政治審查”依然嚴格。 成績上線、體檢通過后，為每位考生組成兩人以上的“政治審查調查組”，檢查考生的政治表現、家庭背景，包括親屬是否有政治歷史問題，并撰寫專門的《政治復習材料》。

筆者記得很清楚，“政審組”在檔案中找到了我已故的父親，他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集體加入國民黨”名單中。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非常緊張。 幸運的是，公社（現為鎮）革委會主任扛起了責任，召開了會議，統一了基調，要求政審調查組寫出了“候選人表現良好，他的父親”的結論。已去世，對考生無影響”，并加蓋紅色印章。 海豹。 那時，階級意識、作文意識還很普遍，左傾思潮還很濃烈。 他們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責任才能做到這一點。 至今想起來，我仍然心存感激！

77級學生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學業考試、體檢、政審合格者，將于1978年2月底、3月初入學； 第二部分是本科生和專科生擴招，將于5月入學； 第三部分是數量很少。 他們與第一部分同時進入學校。 他們是從往年的優秀中學生中選拔出來的。 他們無需參加高考，采取與“工農兵保送生”相同的錄取路徑。 據說，有些學生之所以通過這種方式錄取，是為了比較哪種方式錄取的高考學生更好。

77級擴招也直接推動了一批中專升格為普通高等學校。 由于擴招招生人數較多（約占第一批錄取學生的35%），原院校的校舍和師資都成為問題。 因此，大城市本科院校錄取的學生將擴大以“走讀生”的名義招生； 地方城市招生升本專科。 以紹興師范學院（1978年4月前稱紹興師范學校，后改為紹興文理學院）為例。 77級學生以浙江師范大學紹興分校名義招生，經國務院批準更名為“紹興師范學院”。 那是1980年8月，學校77屆學生進入畢業季。

不管他們叫77班還是81班，其實都是同一批次的考生，只不過他們的編號順序與名實不符而已。 恢復高考后，必須給考生確定順序，不能隨意稱呼“級別”和“級別”。 教育行政部門最終規定，入學年份稱為“級別”，畢業年份稱為“建”。 如果這樣算的話，1977屆和1978屆的學生都是1978年入學，1982年畢業，不是同一年有兩批畢業生嗎？ 于是管理部門對77班“追根溯源”。確實是1978年春季招生，但考試是在1977年冬季，所以定為“77班”； 1982年1月底畢業也是如此，這個“一個月的時間”被忽略，被稱為“81班”。浙江大學的一位資深教授開玩笑說：“叫77級，卻被錄取了” 1978年； 算一年級，其實是1982年畢業的。”

這種“名實不符”最終會給后人帶來一些困惑甚至困惑。 《南方人物周刊》是一本雄心勃勃的刊物，其人物專欄往往能產生一鳴驚人的效果。 但他發表的《年輕的李克強》文章的兩個具體日期有誤。 該雜志2013年第14期第42版這樣寫道：“1977年7月23日……李高蘭進醫院時，李克強上前迎接，對他說：‘我剛從農村回來，今天參加高考。” 43頁直接引用了李克強的信：“老季……我上個月27號到學校報到……克強，78.8.13。” 李克強是北京大學法律系一年級新生。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高考是6.7.8還是7.8.9，1978年2月底到北京大學報到。顯然，《少年李克強》中引用的兩個日期不可能出現在李克強的口述和信件中。 人們猜測為什么文章中的兩個日期是錯誤的。 作者很可能沒有了解當年的特殊情況，“以今推古”，根據高考日期的推遲，做出了善意的修改。 然而，這一變化卻與當年的歷史現實背道而馳。 可能還有另一種解釋。 這兩個日期都是本文作者的筆誤。

浙江大學民辦校友會蓬勃發展，創意紛呈。 還不時推出“校友名片”，影響力與日俱增。 但一不小心，也出現了“自己的錯誤”。 校友介紹中，“77屆”多次被誤替換為“78屆”。 這大概是基于1977級的學生也是1978年入學的。“校友會”是介紹校友的權威平臺。 這個“誤會”可能會引發后續的“誤會”。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甚至國家信息平臺也會出現這樣的錯誤。

從1978級開始，大學分為“重點”和“非重點”，不再推薦學生入學。 考生成績一目了然，政治審查大大放松，“級別”、“學期”順序與名字一致。 這些細節的變化反映了歷史的演變。

二年級學生的特點和不足

77班和78班的畢業生大多都有些理想主義，能夠獨立思考，不愿意輕易答應。 他們心中相當囂張，“除了我，還有誰能成為天下英雄？” 有了這種特質，遇到開明的領導，就會順勢而為，發揮自己的長處；遇上開明的領導，就會順勢而為，發揮自己的長處； 如果你遇到一個羨慕別人的人，穿小鞋對你來說并不困難。 這兩個層次的學生，包括1979級畢業生，大多集中在黨政機關。 他們既合作又競爭； 有的時候，他們甚至會發生激烈的爭吵，而且沒有說服力。

筆者當時所在的院校有1977級本科生2名，78級本科生4名，還有相當一部分恢復高考的大中專學生。 下班后，我經常去單位食堂買幾個菜，喝點酒，聚餐。 其中一名三年級學生，成績78分，經常參加。 他為人聰明，善于為人處事，深得領導賞識。 不知不覺間，他已經成為了所有同學的頂頭上司。

有一次聚會，不僅有十幾名大學生，還有幾位領導參加。 因為是周末，大家都喝了很多高考是6.7.8還是7.8.9，話題也到處都是。 沒想到，就在酒酣暢淋的時候，意想不到的小插曲發生了。 一位77年級的同學突然對78年級的上司喊道：“來吧，師弟，給我一杯酒。”

78級的人可能沒有聽到，也可能懶得理會，還在和別人說話。 77級的家伙以為他是故意不理他，也保不住自己的面子，于是問道：“我讓你給師兄敬酒，你沒聽到嗎？”

七十八年級的學生立即反問道：“師兄你是什么人？我和你同年級，也是國家重點大學生之一。”

77級學生的語氣立刻就拔高了：“我在一班，我在這兒，有像你這樣的重點大學生嗎？”

“我第一年就是所謂的‘政治考官’，沒有進學校，不然我就上一年級了，你有什么厲害的？”

“既然如此，你還敢為了我們兩個再參加考試嗎？”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因為按照這兩人平時的相處風格，他們不會有如此激烈的交鋒。 然而，酒精發酵過程中無法控制的情感對話仍然值得深思。

但慶幸的是，事后兩位同學都沒有記住差距，依然在做作業。 后來的人生經歷證明這兩個人確實不平凡。

這位 77 歲的老人在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自己創業。 他的前路一帆風順，事業成功。 擁有多家上市公司，多次躋身《福布斯》企業百強。

這位78年級學生憑借出色的才華和全面的協調能力在政界名聲大噪。 從一個沒有出身的農家子弟，到省部級官員，實屬不易。

當然，這可能是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 但這兩個人的奮斗，確實是77班、78班學生的一個縮影。

然而，這兩個級別的大多數學生也知道自己只是同齡人中的幸運兒。 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時代的機遇更重要。 就像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學生、國共合作前四期的黃埔軍校學生一樣，他們之所以能在那個時期占據主導地位，無非是歷史為他們搭建了舞臺。表現。

坦白說，1977屆、1978屆的學生有很多先天的缺陷。 無論是文科生還是理工科生，他們大多缺乏學習上的“稚氣”，外語基礎普遍較差。 再加上地域的限制，他們的視野也并不廣闊。 如今網絡時代來臨，1977、1978班學生知識和年齡結構的缺陷更加明顯。 盡管他們努力融入，但他們仍然是“移民”，無法與后世特別是今天的大學生“自然居民”的地位相提并論。 在這方面，他們似乎很難與自己的小輩競爭。

寫完的時候，我想起了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歷史系1977屆畢業生三十周年紀念冊中的一段話，就以這白紙黑字的“序言”結束了。 ” 文字說：

杭州大學歷史系1977級的學生，三十多歲畢業后，拾起了舊日的記憶，整理成冊。 很多學生都學過歷史，雖然他們大多數都沒有以研究歷史為職業，但是他們卻長期聽老師講課。 他們怎么可能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有多遠呢？ 幾百人的一群人就好了，轉瞬即逝的記憶不值得贊揚。 是姬姬有句話說的。 我想我七十多歲的同學都是南方人。 劫難過后，長輩或許還有親情，而晚輩也正值弱年。 一起讀書在成都，攜手在西湖邊。 “他的兒子是國家的領導人。” 同學之間的友誼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牢固。 讀歷史，了解世界，過開放的生活。 學教政商，處處批評人。 而且，我知天命，耳聽從，從來不缺金鷗。 雖然叫命運，但這不就是人事嗎？ 同學們都說：事物變遷無窮，但人與精神不變。 同學們心心相印，地堅天高。 掠奪古老的痕跡來實現這種繁榮。